本报讯（记者刘昆）“高等教育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消费，作为观念，已深入社会各领域，为人民所认识和接受。这使高等教育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消费热点之一。”广西师范学院院长钟海清教授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钟海清分析说，首先，投资高等教育回报率较高。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国家、用人单位、家庭和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从中获取直接的或间接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收益。研究表明，教育投资的收益高于其他任何投资行为。据报道，世界发达国家投资高等教育的平均社会收益率和个人收益率分别为11．3％和17％，远远高于长期储蓄的利率，也高于其他金融投资的年收益率。在我国，就接受教育的个体而言，不久前在广州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小学、初中、大学不同学历的群体的经济收入的比率为1：1．21：1．28：1．73。这就是说，个体对教育的投资越大，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所得的经济回报和精神回报就越高。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化、地方化，可通过提高社会个体的素质从而提高群体的整体素质，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劳动率，这已为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所反复证明。
其次，从消费的角度看，在我国曾出现过不同层次的消费热点，这些消费热点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拉动内需起到积极的作用。七十年代，生产力落后，物质生产贫乏，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消费热点只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八十年代，社会物质生产丰富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成了消费热点。九十年代，随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未来的消费热点是什么？有人说可能是房产，有人说可能是小汽车，当前这种“无热点”局面的打破，可能要靠文化、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贡献。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200美元以上时，教育需求大增，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这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我国的情况也是一样。
再次，高等教育能否成为社会消费的热点，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便是人的观念，即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历程看，应该说社会和个体对高等教育的消费观也在不断形成和成熟。高等教育体制改革10多年来，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社会和个体的教育消费观念成熟和提高的过程。
但是，必须认识到，社会和个体的高等教育消费取向决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它需要正确的引导。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消费功能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强化的。在计划经济时期，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的公益性事业，经济学上说的公共产品，其投资是由国家统一包揽，根本不存在高等教育消费的意识。而今，这种单一化的投资格局已被打破，要按照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办事，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当然需要引导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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